价值医学(Value-basedmedicine)是美国的GaryBrown医生在年提出的一个新的临床实践医学的理念,它是一种建立在循证医学最佳证据基础之上,将患者所期望的生命价值与治疗费用有机结合的实践医学。价值医学的产生顺应了现代医学模式即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发展和新的健康概念的建立,代表了现代医学发展的趋势,它将会对今后的医疗改革和临床医学的发展起重要的推动作用。
中国医医院妇产科学系主任沈铿教授对妇科恶性肿瘤诊治中的价值医学论有独特见解,并进行系统而深入的阐述,本文的主题为用价值医学指导妇科恶性肿瘤的临床决策。
临床决策(Clinicaldecisionmaking,CDM)是一个发现健康问题,确定诊治目标,制定、分析、评估和优选临床诊治方案的过程。
追溯历史,不难看出,自从有医患关系以来,临床医学的发展就从未离开过临床决策。但是,临床决策的目的和内容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医学模式的改变,临床决策的内涵也越来越丰富,越来越科学,越来越人性化。在循证医学层面,CDM是指将临床专业知识与病人情况和最佳研究证据的有机结合,以求最大限度提高临床决策的质量,使患者获得更好的临床疗效和疾病转归。根据循证医学制定临床决策的特点是客观地、明确地、审慎地利用现有的最佳证据来制定患者的诊治方案,主要侧重于严格评价获得的最佳证据,强调诊治方法本身和疾病转归的评价,而对患者的个人意愿和期望的治疗价值较少考虑,忽略了诊治方法的费用带来的患者生活质量的提高或者有效寿命延长的成本-效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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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决策的初衷和主要目的
而在价值医学的层面,CDM是指在循证医学最佳证据的基础上,结合了患者对生活质量的期望,同时考虑了社会经济因素及患者的承受能力,利用成本效用等分析方法对不同诊疗措施进行评价,制订个体化诊治方案。价值医学强调诊治方案的个体化,重视人的主观意愿,更加适用于微观个体的临床决策。
临床决策的主要目的:(1)安全诊疗,正确地把握诊疗指证,减少不良反应和损害;(2)优化诊疗,提高临床诊治效果,促进患者最好的预后和最佳健康效果;(3)节约诊疗,尽可能地节约医疗资源和成本,减少不必要的诊疗干预。
在制定妇科肿瘤临床决策时,首先考虑的问题是诊断是否明确。任何治疗方案的制定都是建立在明确诊断的基础之上,没有诊断而制定的所有治疗都是盲目的,甚至是错误的。
完整的妇科恶性肿瘤的诊断必须要回答以下三个问题:(1)患者是否患有恶性肿瘤?(2)患有何种恶性肿瘤?(3)疾病的严重程度如何?临床诊断和治疗与科学研究的过程十分相似,它也是一个逻辑推理的过程。
临床医学推理过程的研究表明,整个诊断的做出需要运用三种推理方法:(1)可能性推理;(2)因果关系推理;(3)决定性推理。前两个推理是以知识为基础的推理,而决定性的推理则是以规则为基础的推理,这些推理在妇科恶性肿瘤的诊断过程中都起着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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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科恶性肿瘤的诊断标准应注重个体化
众所周知,妇科恶性肿瘤的诊断标准是以手术切除肿瘤或肿瘤活检的病理作为肿瘤诊断的最重要依据,这也暗示着妇科恶性肿瘤的诊断中几乎不允许存在不确定性。肿瘤学家通常认为组织学诊断可以提供%确定性的诊断,进一步治疗方案的制定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这一信息。但是,任何诊断方法的准确性不可能达到%,组织病理学诊断也和其他诊断方法一样,同样也存在假阳性和假阴性结果。尽管这些理论性的推断是正确的,但大部分肿瘤学家仍坚持组织病理学是肿瘤诊断的金标准。然而,在临床上不同患者的情况差异很大,往往有许多问题错综复杂的交织在一起,很难找到一个完全一致可普遍应用的诊断模式。
从价值医学的角度,在临床诊断中一定要注意每个病人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