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初夏的上海沐浴在温暖的阳光里，第九届中国胎儿医学大会在美丽的上海松江隆重举行。秉承一贯的“立足临床、服务临床”宗旨，迈入第九年的中国胎儿医学大会围绕“过度医疗”的主题，展开了多角度多层面的讨论与剖析，为参会者多场带来精彩的演讲。
大会特邀演讲：过度医疗
随着技术的发展和资源的开发，医疗行业不断发展，医疗资源不再是几十年前的落后状态，原本有限的医疗资源变得充沛多样，原本单一的治疗手段变得种类繁多。但技术进展带来的问题也相应凸显。“病人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医疗？”段涛教授通过一问一答，列举了胎儿医学领域目前过度医疗的现象：盲目建立胎儿中心引进胎儿镜，盲目使用射频消融技术、盲目地“保胎”。段教授分析了出现这些现象背后的几个动因，技术驱动，Ego驱动和利益驱动，由这些驱动下出现了比如“保胎产业”及“保胎大王”等乱相。病人就医时，最基本的需求是在安全的前提下，提供具有成本效益的治愈方案（keepmesafe,healme,benicetome,don’twastemymoney）。因此如何做到规范地为病人提供真正有价值有节制的治疗方案，让病人得到有质量，有节制，有节奏，有节操，有温度的照顾。这是每一个从事胎儿医学的从医者的责任。
38岁高龄，有一系列基础疾病史的刘佳第一次以病人的身份，分享了一个双胞胎母亲从保胎到分娩的曲折妊娠历程。在她娓娓道来将近10年的艰辛的就医旅程中，我们一起体会到一个把生意全部放下，只做看病这一件事情，在求访了全国将近40所医院，如何从浩如海洋的各种大咖中找到靠谱的医生，在不同医生的判断和诊断中，如何从一无所知变得样样精通，在花费了将近余万元的代价后，终于在关键的4位专家医生的帮助下给最终产下了一对可爱健康的双胞胎。但付出的金钱和精神的耗费是无以计量的。她以一个病人的身份呼吁更加有效便捷的转诊方案，更多的联合会诊，宣教，前期分诊体系的建立，医院的信息对称，避免更多的孕妇陷入迷途与困境。
全国妇幼检测办公室/中国出生缺陷检测中心的主任*教授接着指出由于超声技术的升级及卫生系统激励更多的检测和治疗等一系列原因，更加细微的异常的检出率增高，而这些软指标，超声表型，产前的表型却成为很多机构直接诊断，导致非合理治疗的依据，朱教授分享了一系列触目惊心的抽样案列，例如仅仅因为单纯性的脉络丛囊肿，孤立性轻度脑室扩张(10mm-12mm)，单纯的透明隔腔增宽，单纯的鼻骨缺如，单纯的轻微肾盂扩张，单脐动脉等等这些软指标和独立表型的检出由于没有和产前咨询同步进行导致引产的处理结局。朱教授呼吁行业需要不断发展技术规范，规范化培训，专业人员需要按照循证证据和技术规范进行临床决策，产前咨询必须与产前技术的发展同步提高，产科医生与产前超声医生、与遗传学医师之间对话的必要性，以及推动基于基层的出生缺陷咨询更是重中之重。
王小钦教授虽然不是母胎医学领域的专业人士，但作为复旦大学循证医学中心的负责人，她从循征医学的角度，为大家分享了循证医学在针对过度医疗问题上的解决路径，如果证据是是决策判断的基础依据，是理的一面，那么如何充分考虑个体化需求，结合价值观，资源分配，机会成本等就是情的一面。综合多因素，权衡利弊，以患者为中心，以证据为基础，考虑成本和效益，共同决策，才能使得循征的实践在临床应用中，发挥其指导和避免过度医疗的积极作用。
在当前医疗的供应大于需求的前提下，怎么追求有价值的健康照护就成了医疗服务所需要解决的问题。医院的郑博仁教授从医疗经济学的角度探讨了如何进行有效益、有价值的胎儿健康照护。因为医疗的价值与医疗的品质、服务和成本有关，通过“品质量化”和“成本量化”，可以更细致地评估胎儿健康照护的价值，找到提高医疗价值的方向。郑博仁教授列举了追求高价值的照护所面临的障碍，并提出了相应的策略，如评估效价比、进行有后续干预措施的风险评估、进行团体产前卫教、使用互联网进行远距监测等等。高价值、高效益的医疗在服务患者的同时，也为地球的节能减碳贡献了一份力量。
作为产前诊断和医学遗传学资深专家，医院基础学院医学遗传学系*尚志教授从伦理的视角分析了产前诊断领域的过度医疗现象，他指出目前由于伦理学监督缺位：存在专业的坚守与社会环境的挤压的矛盾，医患关系的紧张度造成医生“筑高坝，防低水”，为了防止一些蛛丝马迹，医生为防止将来受到病人诟病，采取把能做的都做了的策略。在没有全国统一的共识下，各个地方的配置，遗传咨询的人配置不够，伦理学的人基本缺位。单纯靠医生个人的判断，也是将医生放在高风险的决断处境，需要把科学装到伦理学的容器里面，设立有度的科学共识，为技术的实践设立保护伞。另外，站在病人的角度，如何保障他们的知情权，胎儿的生命权，罕见病患者是否有生育权，这些公平权力如何在不断快速发展的技术环境中同步推进，也是*教授提出的命题。
当越来越多的产前检测技术出现后，从患者的角度出发，却面临着信息过载、如何进行知情选择的伦理困境。来自香港中文大学的董咚教授分享了关于无创产前检测技术使用中的问题和一些见解。很多时候患者并不只是基于医生给出的信息就能够做出选择，不同的教育、经济、文化背景的人对于同样的技术或信息会有非常不一样的理解，而这些影响因素又与社会资源的分配相关。同时，当NIPT被提供作为一项选择时，选择实际上也成为了一种责任，患者有时并没有“不选择”的自由。经验研究表明在我国的背景下，患者的知情选择不是“个人的决定”，而是基于“关系型的自主”。董咚教授最后介绍了医患共享决策（SharedDecisionMaking,SDM）的三方对话模式，提出医患应该“共舞”，在中国具体的社会情境中做出共享的决策。
本次胎儿医学大会的又一亮点是《中国胎儿生长受限诊断和处理专家共识》的发布。胎儿生长受限（FGR）是胎儿医学领域的重要问题，虽然包括美国、英国、加拿大在内的多个国家已发布共识，但国内缺乏一致的诊疗规范，是过度诊疗的重灾区。本次共识由上海一妇婴段涛孙路明教授团队、重庆一附院漆洪波教授团队、医院胡娅莉教授、郑明明教授团队的专家共同执笔，历时三年终于完成。共识通过梳理临床问题、复习评价循证证据形成推荐。对缺乏充足临床证据的问题，首次采用相对客观的Delphi问卷方式、经过三轮论证讨论形成。孙路明教授介绍，Delphi问卷获得的专家意见相对封闭、客观，最大程度上体现了专家意见；后续的面对面讨论环节实现了深层次共识，更保证了共识的临床可行性。
孙教授具体解释了共识中FGR的定义、病因学、筛查预防及诊断部分。FGR的定义方面，她强调FGR是病理因素下胎儿未达到遗传生长潜能的情况。FGR不仅仅是SGA，也可以是AGA甚至LGA。本次共识达成严重FGR的定义，这部分胎儿不良预后的风险增加，应予以高度
